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二、 草绳床与借米年

外婆姓卢，洲渚人。十九岁那年，命运给了她双重打击：出海的丈夫再没回来，襁褓中的儿子同日夭折。这在当时的渔村，据说是女人们共同的宿命，但外婆这种命运多舛，应该是极例了。

外公入赘时，带来了一艘“撮鸟船”——那种能容四五人的小渔船。他是掌舵的“舵公”，外婆补网，母亲是长女，后面陆续有了我从未谋面的五个舅舅。一家八口，挤在二洲村一间面海的窄小石屋里。

母亲记忆里最深的，是那张“床”。

其实不是床，是两张长凳架着门板，用草绳纵横绑扎。夜里，几个孩子挤在上面，翻身时要喊“一二三”，一齐动作。有一晚，草绳突然崩断，孩子们像下饺子般滚落地上。没有哭，因为知道哭了也没用——草绳要等外公下次卖鱼才有钱换新的。

更深的记忆是某个除夕。家里米缸空了，外公天不亮就去石井村借粮。母亲带着弟弟们缩在墙角，听着邻村的鞭炮声。黄昏时，邻居小女孩跑来，看到冷灶空锅，转身端来半碗米：“阿姐，先煮粥，别饿着弟弟。”

那碗粥，米少水多，清澈得能照见屋顶的椽子。但六个孩子喝得呼噜作响。很多年后，母亲说：“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碗粥。因为知道，世上还有人，不忍心看你挨饿。”

三、 溺亡的童年与未竟的潮汐

我的童年，是在一种巨大的贫困与死亡的阴影下度过的。

我常想，外公一家的不幸固然惨烈，但在那个年代，我身边同辈孩子的命运，同样是触目惊心的。

我和村里十个发小一起长大。他们的人生，似乎只有三条路：一是跟着父母的足迹或关系从事渔农盐业，二是铤而走险逃港另谋生路，三是去外乡打杂工。他们中有不少没有活到深圳改开时吸纳大批劳工的时代机遇，前景一片暗淡。

而在这十条年轻的生命里，竟有五条，在成年前后就戛然而止：

最早的是平，小学毕业后便踏上了远行的路，却死于沉船；

邻居打石匠的儿子畅，十八岁左右参与一次“走私”活动，死于乱枪下；

村里的小木匠扁，婚后不久，因极度疲倦，骑摩托车一头扎进路边一堆海沙里，当场丧命，抛下少妻幼子；

炎，在操作人力板车运货时翻车，被倾压的重货活活压死，命运与扁如出一辙；

还有蓬，因家庭矛盾，绝望地跳井自杀。

十个孩子，折损过半。我成了村里唯一靠读书走出外面的孩子。每次想起他们，我都无法用“命运不公”来轻描淡写。那是底层生命在缝隙中挣扎时，被时代巨轮无情碾过的痕迹。

四、 被海吞没的女婴

这种对生存的极度焦虑，甚至扭曲了最本能的人性。

母亲曾告诉我一件沉重的事。在那些年月，因为极度贫穷，也因为没有有效的计划生育措施，渔家的夫妻如果生了女娃，有时会抱去海边，抛进大海。

外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母亲是幸存的长女，后来保住的是她的五个弟弟。当我问及那些未能长大的妹妹时，母亲沉默了很久，说：“后来生的女娃，有被‘处理’掉的。”

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是一句“愚昧”就能谴责的。那是在生存线挣扎的人们，固执地认为儿子才能成长为劳动力，才能延续家族的香火。当贫穷剥夺了人最基本的体面时，那种对性别的残酷筛选，是生活所逼，也是那个时代最悲凉的注脚。

我不能替先辈原谅，但我必须记住。记住这种底层先辈的不容易，记住那些被海吞没的、连名字都没有的女婴。那不光是愚昧，更是贫穷对人性最残忍的绞杀。

五、 正字戏与夜航

外公爱唱正字戏。

这是陆丰本土的古老剧种，唱腔高亢激越，多唱忠臣义士、金戈铁马。外公不识字，戏文是全凭耳听心记的。渔闲的夜晚，几杯土烧酒下肚，他就会哼起来。母亲说，外公最爱唱的是《薛仁贵征西》里的段子：

“寒江关外风雪紧，白袍染血未解甲……”

声音混着海风湿咸的气息，在石屋里盘旋，飘进南海无边的夜色里。母亲说，外公唱戏时眼睛会亮起来，那种亮，不是一个渔人在唱，是一个人在借戏文里的角色，过另一种人生——那个白袍小将，寒微时受尽冷眼，却终能扬眉吐气，征战四方。

可现实的人生，并没有戏文里的转机。

因为是外村人，性子又散淡，外公在洲渚常受排挤。渔汛好时，他的船总被挤到最差的位置；分鱼时，他的那份总最瘦最少。更让外公屈辱的是，因为一些琐事，村霸竟把口水直接吐在他脸上——他只能擦掉，不能还手，因为他是外村人，在这个村子里没有根。更让外公寒心的是，有年台风，他的船缆被人偷偷割断，船撞在礁石上，修船的钱攒了整整两年。

那时，远方像远处灯塔的光。陆续有冒险成功的人捎信回来，说那边机会多。外公心动了——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一口气，为了让孩子不必再睡草绳床，为了除夕夜能有碗真正的米饭，为了不再有孩子因为贫穷而被迫抛弃。

六、 最后那顿饭

出海前一个月左右，外公突然来了蕉园村。

母亲已经外嫁到这里。外公来的那天，带了几条晒好的鱼干，说是新打的。他坐在母亲家的灶前，喝着热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他说洲渚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鱼也越来越少了，几个舅舅都长大了，饭量一个比一个大。

母亲听得出来。外公没有直接说“我要走”，但那些话里的意思，她全听懂了。

“阿爸，不可不可！”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声音发颤，“要忍！再难，也要忍一忍啊——”

外公低着头，把茶杯转了又转，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抬起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决绝，也有愧疚：

“阿凤，阿爸对不起你。但家里这个样子，再忍下去，大家都得饿死。”

母亲后来反复回忆那个下午。她说外公那天坐了很久，临走时摸了摸我的头——那时我还在母亲怀里吃奶。外公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起身，消失在蕉园村的泥路上。

那是母亲见外公的最后一面。

七、 那场没有归程的渡海

决定是在一个冬夜做出的。

外公找来几个同样不得志的渔人，凑钱买了条“大撮鸟”——比普通撮鸟船稍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外婆、五个儿子——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五舅。大舅的妻子和怀里刚满月的儿子，一家九口，连同那几个渔人，挤上了这条船。

人多，船小，很拥挤。但外公顾不了那么多了。

多年后，我陪母亲回村子，和几位依然健在的老人围坐聊起当年。老人们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外公原本计划再等一两个潮汐周期才走，但其中一位同行者有点异心，情急之下，外公决定比原计划提前出海。

外公是经验丰富的舵公，他不会不知道，那个夜晚的海况并不好。但那个年代，渔民没有精准的天气预报，他只能凭经验判断。而这一次，命运没有给他容错的空间。

那晚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光映在漆黑的海面上。外公在船头点起一盏渔灯，灯光昏黄。帆吃满了风，船像离弦的箭，射进黑暗的海洋。渔灯越来越小，终于融入无边的夜，像一颗星坠入了深海。

后来我常想，那盏灯不是被风浪吹灭的，是被一种更大的东西吞没的——是贫穷，是排挤，是那个年代底层人逃不掉的宿命魔咒。外公提前了一晚出海，逃过了官府，却没能逃过风暴。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残酷之处：你以为你在挣脱，其实你只是在走向另一场更大的围困。

八、 真相的重量

沉船从未被发现。那晚同在风浪中挣扎的大货船一名远亲伙计回来报了信，但那艘大货船的船长见死未加以施救。

在惠州一带的海面，早起捕鱼的渔民看见过散落的船板、倒扣的木桶、湿透的衣物。没有尸体——大海吞没什么，从来不留痕迹。

消息传到蕉园时，母亲正在补网。她手里的梭子掉了，线断了，网眼裂开一个大洞。她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海，看了整整一天。

直到我八岁那年，一个台风夜，我在睡梦中被压抑的哭声惊醒。循声走到厨房，看见母亲蹲在灶前，肩膀剧烈颤抖，却用手死死捂住嘴。

“妈？”

母亲抬头，满脸是泪。昏黄的煤油灯下，泪水像珍珠，一颗颗砸在斑驳的砖地上。

“阿潮……你外公他们……没了……全没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没了”这个词。它不是“死了”，不是“走了”，是“没了”——像沙滩上的脚印被潮水抹去，像从未存在过。

母亲断断续续讲了七年前那个下午，讲了她的哭喊，讲了那盏渔灯，讲了后来的消息。最后她抱着我，把脸埋在我幼小的肩头：

“阿潮，大海……大海它不认人啊……不认你是好人坏人……不认你有多苦……说吞，就全吞了……”

那一夜，我长大了。

九、 海的两种面孔

外公的消失，让我对海有了双重认知。

一方面，我畏惧它。每当台风来临，海浪像发疯的巨兽扑向堤岸，我会想起那艘消失在黑暗里的船，想起外公最后那个笑容，想起外婆、五个英俊健康的舅舅、大舅母、那个刚满月的婴儿——他们曾在怎样的绝望中挣扎？

可另一方面，我又渴望它。每个晴朗的午后，我会跑到纳潮水闸上，看远航的轮船在地平线上拖出烟痕。我想知道，海的那边是什么？是什么让外公宁可赌上一家九口的性命，也要渡过去？

这种矛盾撕扯着我。夜里，我会做关于海的梦：有时是我在海中挣扎；有时是我站在船头，驶向朝阳升起的地方。

母亲看出了我的挣扎。一个黄昏，她带我到外公失踪的那片海滩。潮水正在退去，露出平滑的沙地。

“阿潮，你怕海吗？”

我点头，又摇头。

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和外公一样的散淡：“海就是这样，你越怕，它越凶；你不怕，它反而温柔。”她指着退潮后沙滩上留下的无数小洞，“你看，每次大浪退去，都会留下这些气孔。里面的螃蟹、贝类，就靠这些孔呼吸，等下一次涨潮。”

“外公他们……没有这样的气孔。”

“有的。”母亲蹲下来，挖开一个沙洞，里面有一只小小的招潮蟹，“你看，它这么小，潮水一来，整个洞都会被淹没。但它每次都能活下来——因为它知道，潮水会退，天会亮，只要活下去，就有下一次涨潮。”

她站起来，望向海天相接处：“你外公的选择，就像这螃蟹。明知可能被淹没，还是要挖这个洞。不是勇敢，是本能——活下去的本能，让家人过得更好的本能。”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外公。他的渡海，不是冒险，是求生；不是逃避，是奔赴；不是在赌命运，是在挣命运。

十、 正字戏的余音

外公走后，村里再也没有正字戏的声音。

但奇怪的是，我长大后总能在各种地方听见它的余韵：在风声里，在潮声里，在母亲低声哼唱的正字戏“啊伊噯”和儿歌里，甚至在我自己心里——当我后来在芝加哥的密执根湖边，在法兰克福的美因河岸，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在上海滩的黄浦江畔，那高亢激越的调子就会响起：

“寒江关外风雪紧，白袍染血未解甲……”

原来，外公从未真正离开。他化成了海的一部分，化成了风的一部分，化成了家族记忆里最沉痛也最坚韧的底色。他用自己的消失，在我——他只在襁褓之中见过一面的外孙——心里，刻下两道深痕：

一道叫敬畏——对命运，对自然，对那些不可抗力的敬畏。这让我在后来的商海浮沉中，始终保有必要的清醒。我知道，再精密的计算，也抵不过一场意外的风浪。

一道叫勇气——明知道可能覆没，依然要扬帆的勇气。这让我在人生的每个关口，当所有人都说“太冒险”时，我会想起外公在暗夜里拉起风帆的背影。然后深吸一口气，说：“开船。”

十一、 渡海的另一种形式

很多年后，当我真的渡过了外公未能渡过的海，站在香港太古城向海写字楼的落地窗前，我突然明白了：

外公的船虽然沉了，但他的渡海，其实成功了。

因为他用一场悲壮的覆没，在我心里，埋下了“一定要渡过去”的种子。这种子在我体内生长，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托举着我飞越了他梦中遥望的海洋。

他的渡海，以另一种形式，在我身上完成了。

而当我带着蕉园的孩子们看艺术展，当我为父亲与我当年捐资修建的教学楼题写校名，建起“心归处”书画室时，我其实在完成外公未竟的航程——不是地理的航程，是命运的航程：让后代不必再为一口饭赌上性命，让他们在安全温暖的教室里，学习如何更体面、更从容地“渡海”。

外公想要的那个彼岸，不是任何具体的地方。是一个让孩子不必睡草绳床的世界，是一个除夕夜家家有米下锅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尊严不会被轻易践踏的世界，是一个不再有女婴被抛入大海的世界。

他没能抵达。

但我，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

十二、 石碑与歌声

如今，洲渚海边那座纪念碑旁，多了一块小小的草皮，和一圈鹅卵石砌成的爱心无字碑，那是母亲有一次和我回去望海，凭吊外公坚持要摆立的，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但在我的心里，始终浮现着这样一段文字：

此处海面，曾有一艘渔船载着外公一家九口，驶向远方。他们未能抵达，但他们的方向，就是光的方向。

没有名字，没有日期，像大海本身一样沉默。

但我每次回家乡，都会去镇海石那边站一会儿，再去洲渚海边站一会儿。海风依旧，潮声依旧，远处有点点白帆。我会轻声哼起外公唯一留下的那几句正字戏：

“寒江关外风雪紧，白袍染血未解甲……”

歌声被海风吹散，融进无边的蓝色里。而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在很远很远的海平线上，有一盏渔灯，明明灭灭，像永不沉没的星。

那是外公的灯。

也是我的灯。

是所有在命运之海上航行的人，心里那盏——明知可能熄灭，却依然要点燃的灯。

作者简介

林建潮，跨界行者。广外英语系毕业留校，赴美获伊利诺伊大学广告学硕士，为首位获此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早年辗转美、欧、港从事广告，曾任李奥贝纳中国首任首席代表，后创办华伦媒体并任凯伦传媒CEO。2012年退隐，转战投资、艺术与公益，兼任多校客座教授。读书、写字、学画、唱戏、弄箫、配音，亦事写作。兼任广外大上海校友会创会会长、汕尾校友会荣誉会长，香港马会公益顾问、贵州玉屏箫笛博物馆名誉馆长。通晓数国语言及闽粤潮方言，于艺术与日常间探寻生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