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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儒家必须站到像董仲舒那样的高位，才既不开罪于皇上，又能引导皇上，但这种情形可遇不可求。能约束权力的大儒很少，能相对成功地‘引导’‘规范’权力的儒者也很少。”
9月4日，搜狐文化邀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做客直播间，就其最新再版的《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展开对谈。任剑涛认为，绝大多数儒者不具备约束权力的能力——因为一种政治理念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得屈从于权力。
任剑涛的上述判断，来自他对儒家思想史的梳理——纵向角度通过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展现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双向同化过程；横向角度以天人之际、人性善恶、内圣外王、德主刑辅四个维度展现伦理政治的基本架构。
伦理政治逻辑，至今影响中国社会的精气神。针对“中国人没信仰”的说法，任剑涛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基层社会长期存在一种有效的约束力量，这种力量严格来说是一种道德信念，还没达到宗教信仰的强度。“中国人有一种‘弱宗教’的信念，但没有‘强宗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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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孔子的思路，孟子荀子各走一方
“今天很多人批评儒家，是把现代现象倒推回古代，这不符合历史演进的真实面目。”在任剑涛看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四人，构成了儒家伦理政治在理论上完形的四个环节。
任剑涛认为，孔子最早发现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中西方分野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中国，世俗的伦理和信仰性质的宗教很早就走上了不同的路，政治因此受伦理规定，没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之法”。
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挟天子以令天下。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希望重建周礼秩序，而重建礼制就需要一整套政治制度设计，这也为后来儒学分出社会政治的一支埋下了伏笔。
孟子和荀子，则把孔子发现的这层关联性，分别推向两个极端。
孟子主张把政治彻底伦理化——“不忍人之心”“故天下可运于掌”，一旦把政治伦理化，天下的利益和万事万物都被收摄进人的内心，心里有什么样的萌动，政治上就会有什么样的运作。这一路后来发展为“心性儒学”，一直到明代王阳明达到顶点。
荀子不这么看，他认为政治就是政治，不能靠内心的良知去运转，这一路后来发展出重视制度、礼法的理学传统。
在任剑涛看来，孟子和荀子在各自所处的战国时代，其实都被排除在真正的政治运作之外。孟子什么官都没当过，一辈子栖栖遑遑，追随他理解中的老师孔子（尽管孔子并未直接教过他），实际构造的更像是一个伦理的乌托邦，跟现实政治关联不大。
荀子相对幸运一些，做过兰陵县令，也做过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那是一个专门收纳知识分子议政的场所，但那也只是“议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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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介入政治，董仲舒铸就“双刃剑”
到了汉代，帝国重新归于统一，需要思想为权力提供正当性支撑。任剑涛认为，董仲舒才是真正实现了儒家政治介入的第一人。
这次介入并不轻松。汉代儒家重新走入权力核心，走的其实是一条“法家式”的路子——不是不与权力勾兑地清高自守，而是主动向权力靠拢。
“全世界都如此，没什么好害羞的。”任剑涛解释，这是人类进入现代法治政治之前，全世界都会经历的一个被动阶段：在权力来源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想要介入政治，就必须先认同这套政治，儒家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权力直接排斥在外。
董仲舒的做法，是把阴阳家的思路拿来作为解释框架，将天人关系神秘化，提出“天人相遇之际，甚可畏也”——人必须对天心存敬畏，而这种敬畏，恰恰能为世俗权力提供一层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外衣。
但任剑涛提醒，“天”对皇权来说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一部分人希望借助天的威严去限制、规范权力；另一部分人——通常也是掌权者本身——则希望借助天来为自己的权力聚拢正当性，历史上后者显然更为常见。
而儒家在这场博弈中“既不开罪于皇上，又能引导皇上的”，只有极少数人，“我们找不出第二个董仲舒——朱熹和王阳明站在高位，但他们也很失落”。大量普通儒者，也就是任剑涛所说的“小儒、陋儒、杂儒”，实际上只能屈从于权力，这才是儒学史主流面貌，而非例外。
这条脉络此后波动延伸。魏晋时期，儒家面对道家挑战，权威一度旁落；好不容易重建起来，又受到佛教冲击，儒道两家都被打入冷宫。直到隋唐儒道佛再次相互激荡，儒家学者才逐渐找回位置——正如苏轼所说，是“浸润于佛，劳有年而归本于儒”，最终重建起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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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道德约束力正在弱化
这条脉络里其实存在一个缺口：从荀子到董仲舒之间，儒家在“政治实操”层面始终借不上力。这也延续到现代——任剑涛提到，新儒家在真正面对“应该怎么转轨”这类实操问题时，往往陷入沉默，“政治失语”。
也正因如此，任剑涛给自己定下了研究方向：“从政治儒学方面去补强”。这正是他提出“伦理政治”与“法理政治”这对概念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二者的核心差别可以浓缩成两句话：
从“情”的角度说，伦理政治靠人情维系熟人社会的秩序，应付不了陌生人；从“法”的角度说，法理政治不认情只认理，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每个人都当作拥有独立权利的同质化个体，而不是儒家传统关系网中按辈分、身份被区别对待的人。
任剑涛以公交车让座纠纷为例：老人要求让座遭拒后动手打人，“你占了情和理，但不占法的位置”——因为在现代法治逻辑下，只有国家被授权的合法暴力才能调整人们的行为，普通人不能自行“执法”。
“伦理政治”影响中国社会精气神数千年。针对“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一说法，任剑涛并不完全认同——他提到，官方统计宗教信徒就有数千万，“没有信仰”这个判断并不成立。但他指出，基层社会长期以来依靠的，更多是一种道德信念，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两者约束力并不相同。
“小时候做错事，邻居会说‘这小子他妈他爷爷就这德性’，一下就觉得自己错更大了。”任剑涛以此说明，过去基层社会的道德约束力相当有效，靠的正是这种熟人社会里的信念力量，不必诉诸宗教。用他的话说：“中国人有一种‘弱宗教’的信念，但没有‘强宗教’的信仰。”
但他也提醒，这种约束力正在弱化，一旦一个人心中没有清晰的伦理边界，很容易在冲动之下做出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如果有信念、有知识，甚至有信仰，这类行为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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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是基于君权的统治秩序
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的参照，西方法理政治也被引入书中。其中，近代中国有“民本”思想，西方卢梭讲“人民主权”，两者常被“混用”。对此，任剑涛作出了解读。
虽然大陆新儒家特别强调，不要模仿西方民主，我们自己也有民主的历史遗产——那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任剑涛强调，民本和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最大的区别在哪？民本是以君王为主体去确认的统治秩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轻重关系的摆设，不是民众自己定的，因为民众没有掌握主权。
中国的权力来源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大家最高的期盼，只是坐了天下的人能不能仁慈一点。“你爷爷打了天下，我爷爷没打天下，你掌权，但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任剑涛举例说，“这就是民本的核心。”
正因如此，在民本观念之下，我们对权力来源无可奈何，于是退而求其次，变成了“治权民主”——这是现代新儒家发明的一个词，意思是主权层面已经无可奈何，只能期望在治权层面争取一点。
任剑涛解释，治权民主是次级民主的一种形态，但它跟人民主权不同——人民主权特别强调，国家权力来源的根本意志是人民自身，既不来自神，也不来自别的什么。（为了约束权力而建立宪法），这也避免了卢梭式“人民”概念被无限神化后、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人民的问题。
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
任剑涛 著
长江出版传媒2026-7
撰文：北塱
编辑：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