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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流传百年、写进教科书的元朝"四等人制"，究竟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还是子虚乌有的后世谣言？
中国的历朝历代中，元朝是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朝代，关于它的记述大多停留在残暴和压迫之上。而元朝的制度当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四等人制度。具体来说，人按民族分为四等：蒙古人最优等，享尽一切荣华富贵。
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民族，算是第二等，可以在社会上享有各种特权；第三等的汉人，指的是原来金国所在地区的人，在社会上算是下层，不具备向上流动性；而最底层的是南人，也就是过去南宋疆域里的汉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欺辱压迫。
如此的四等人制度，在中学教科书里是必讲的内容。可是若翻阅史书便会发现，最早提出这一四等人制度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学者屠寄，所著《蒙兀儿史记》距离元朝灭亡已经超过500年了。
那么元朝当时，四等人制度是否有明确规定，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这在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元朝时期，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尚未形成。而在蒙元朝廷的各种文献典章制度当中，也不见把人按照民族划分等级、区别对待的记载。
在这四等人当中，色目人的问题尤其复杂。谁是色目人，当时就已经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元典章》中记载，有官员经过讨论后认为，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为色目人，那么蒙古人也算是色目人的范畴。
至于色目人有多少种，有的资料认为30多种，有的认为70多种。如此范畴都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谈不上出台明文政策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蒙元时期的最高地方长官，名叫达鲁花赤。通常认为，这样的长官只能由蒙古人担任。
但历史资料表明，由于蒙古人数量少，色目人和汉人也都担任过达鲁花赤的职位。然而就算没有基于民族的歧视，也不代表歧视和压迫不存在。事实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是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这样的等级制度虽然可以被冠以各种名目，比如礼法或者内外有别，但歧视却如空气一般无所不在。其中官吏对民众的歧视，是理直气壮的。在蒙元之前，科举制给读书人打造的一个幻梦，就是自己可以一朝翻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蒙元的统治并不完全依赖科举制，爬上来的读书人在当时做官一个非常重要的凭借叫"根脚"。这根脚大致可以理解为背景或靠山，根脚人可以被理解为"二代"，或者上头有推荐保举的人。
元末明初的权衡在《庚申外史》中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当时科举取士并非没有，而是科举出来的最多只能做到中层管理。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这也是在没有现代政治的情况下，解决统治广大地域时信任问题的最便捷途径。
既然整个蒙元帝国的顶层都是蒙古人，那他们的根脚人自然会偏向于跟他们语言、风俗类似之人。久而久之，这群根脚人和朝廷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到了这一步，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蒙元时期的等级制并非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对统治者的远近亲疏，以及传统社会中官吏对民众理所当然的歧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接近蒙古统治者的"自己人"多是本族，就会给人以蒙元帝国以民族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的印象。
事实上，蒙元远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汉人普遍抱怨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指代的是政治决策权，而不是特权等级制。
后世通常拿来论证元朝四等人制度的一个证据，是《元典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猛一看，这确实是蒙古人对汉人赤裸裸的歧视。但这里的"蒙古人"，指代的是蒙元皇帝禁卫军怯薛歹。
到了元朝中后期，怯薛歹是根脚人当中的根脚人，他们别说殴打汉人了，殴打一个毫无背景的蒙古人也是有特权的。而蒙元一代，虽然根脚人大体上是蒙古人居多，但汉人也可以获得这样的地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蒙元灭南宋、立下功劳的张弘范家族。
到了蒙元后期，汉人在根脚中占的比例也不少，甚至元朝灭亡的时候，汉族根脚人自杀殉国的绝不在少数。还有大量的汉人在明朝建立之后，以遗民自居，怀念故元，躲着不肯出仕。朱元璋对蒙古人，也不像今天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意淫的那样。
他对蒙元、尤其是北元抵抗比较激烈的贵族，当然是大杀特杀；但对投效大明的蒙古人，还是采取招抚优待政策。所以明朝军队里一直有大量蒙古骑兵，比如靖难之役的时候，保护朱棣的核心力量就是这些人。
如此情况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为数不少的汉人在蒙元时期获得了根脚的身份，而蒙元的歧视并非严格按照民族来划分。直到明朝建立，汉人和蒙古人也绝非"汉贼不两立"。
而由于大明朝廷需要依赖蒙古人的战斗力，所以到了明朝，这些蒙古军人也在处处比大明的平头百姓高一头。事实上，从元朝灭亡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历史资料都没有提到过所谓元朝四等人制度。
等到清朝的魏源写《元史新编》的时候，注意到了蒙元的民族内外亲疏有别这一特性，他在书中提到了北人、南人，又增加了色目人印象，在他看来，这三类人的地位不同。
1916年，日本的历史学家在魏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这三类人地位不同，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到了屠寄写《蒙兀儿史记》的时候，就在日本历史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元朝社会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且存在基于民族的系统性歧视压迫。这一说法没有任何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去佐证，后来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金庸先生曾访问北京大学。他的武侠小说有那么几部，都是以元初元末的历史为原型的。既然如此，他便向北大学者询问：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有没有当时的历史资料可以直接印证？结果查了半天，发现并没有，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乌龙。
尽管如此，元朝四等人制度被提出来的时间是20世纪初。当时整个世界，民族主义都是最强烈的思潮，而中国由于外国的侵略，也有着深深的民族忧患危机。如此的元朝四等人制度完美地契合了民族主义思潮，于是得以迅速传播，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比如钱穆在写《国史大纲》之时，就把元朝四等人制度放在了非常显著的位置。后来这四等人制度也就进入中学教科书，成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对元朝的最大印象之一。在学术界，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可以被讨论，四等人制度到底存在不存在，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即描述元朝社会，相对于四等人制度，"内外圈制度"可能要更合适一些。讲到这里，四等人制度的话题就可以告一段落。用鲁迅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就是：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本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说的人多了，那就便真有了罢。
尽管真实的元朝并不存在基于民族划分的四等人制度，但那赤裸裸的歧视和特权阶级为非作歹，却是真实存在的。压迫本来就是悲惨不合理、值得反思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压迫才值得反思。
回望这场持续百年的历史误读，元朝的所谓"四等人制"，不过是民国学者屠寄在1934年《蒙兀儿史记》中的主观归纳，被后世教材与自媒体层层加码，最终从假说变成了"国策"。真实的元朝，蒙古平民照样破产流亡、卖身为奴，汉人丞相、南人富商比比皆是。
元朝的差距，从来是官与民、贵与贱的差距，而非族群之间的等级鸿沟。所谓"汉人最卑微、南人不如狗"，完全是脱离史实的恶意抹黑。
更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地不推行强制同化、不搞剃发易服、不兴文字狱的大一统王朝，蒙古、汉、西域、伊斯兰、基督教等多元文化在中原共生共存，元曲、书画、科技、商贸皆达历史新高度。
历史最可怕的从不是朝代的兴衰更迭，而是被加工的伪史代代相传。我们看待历史，最忌讳刻板印象、人云亦云。元朝有其统治漏洞与末期腐败，但绝不该背负凭空捏造的骂名。每一个王朝的功过是非，都该基于史料、忠于真相。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