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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孝文帝时期，皇帝认为当时的首都大同距离中原政治经济核心太远，无法控制南方，在文化上也差一口气，因此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一头扎进了华夏文明的腹地。

随后，孝文帝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鲜卑姓改为汉姓，鼓励胡汉通婚，推行汉制礼乐，提拔汉人官僚。然而，这次汉化改革也给北魏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北魏政权内迁之后，曾经驻守北方六镇的军队仍在保卫边疆，这些人依旧保留着鲜卑的文化习俗与传统。

当首都还在大同时，他们尚属卫戍部队，将官大多是鲜卑贵族，士兵也多为精锐的鲜卑子弟或汉人豪强，被尊为 "国之肺腑"。当时六镇军人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待遇，升迁之路十分顺畅。而如今国都迁到了洛阳，他们一下子就沦为边防军。

洛阳那边衣冠楚楚、锦衣玉食，自己却在苦寒边地苦苦支撑。更令六镇军人寒心的是，迁都之后，他们这些军人不仅没有升迁机会，就连与洛阳权贵联姻通婚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而养尊处优的洛阳权贵，不仅在政治上打压六镇，还在文化上鄙视他们。

于是，这些兵将的身份出现了巨大落差，心中的不平衡感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南迁的北魏官民因看到中原的花花世界，生活迅速腐化，没过几年就变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

也就是说，一群武德充沛而心怀怨怼的边防军，看到了一群颓废糜烂却高高在上的公卿子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难想象了。到了北魏末年，六镇军人杀向朝廷，将北魏一分为二，变成了东魏和西魏，分别由权臣高欢和宇文泰把持朝政，这便是北齐和北周的前身。

起初，宇文泰的西魏比不过高欢的东魏，高欢地广兵多，手里还握有原本洛阳政权的资源，而宇文泰这边无论兵力还是财力都十分吃紧。双方多次交战，宇文泰都处于防守一方。如果这样硬拼下去，宇文泰迟早会被高欢拖死。

于是宇文泰开始变招，不再单纯依靠鲜卑武力，而是主动将关中的汉族豪强旧士族拉拢进来，组成了多民族多家族的关陇贵族集团。如前所述，当时的局势正是因为鲜卑族军人对汉化政策不满而形成的。

若把鲜卑人与汉人捏合成关陇贵族，其中一些汉人家族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出身门第和学识瞧不起鲜卑人，届时极有可能再度祸起萧墙。于是，宇文泰推行了 "赐复胡姓" 的政策，让当初改汉姓的鲜卑贵族重新恢复鲜卑姓氏，同时让汉人也起一个鲜卑姓氏。

当然，这些姓氏不是随便起的。宇文泰从拓跋鲜卑祖宗时期的 "三十六国九十九大姓" 中挑选出一些，按照功劳与地位的高低排序赏赐，功高位重者能获得三十六国姓，稍次者则从九十九大姓中选。比如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因出道早、战功多，被赐姓大野。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成名稍晚，便获赐普六茹氏。早期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在北魏建立之时就已灭绝了一大部分，更遑论北魏末年。因此，这些鲜卑姓氏与被赐姓者之间，其实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种赐姓相当混乱，比如西魏太尉李虎、奉车都尉阎庆，本分别姓李、姓阎，却都被赐姓大野；又如李密的祖父李弼与李虎同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却被赐姓徒何。

隋朝名相高颎、北齐降将李屯，本分别姓高、姓李，但因是独孤信的部下，便随主将改姓，分别改叫独孤颎、独孤屯。可见这些汉人只是被赐了鲜卑姓氏，血缘上与鲜卑没有半点关系，纯粹是宇文泰政策的产物。

当然，隋唐皇室确实存在鲜卑血统，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内部为了巩固地位，胡汉高层之间存在频繁的政治通婚。比如隋文帝杨坚娶了独孤信之女独孤伽罗，生下了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信之女。

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外祖母正是宇文泰的亲女儿襄阳长公主，李世民本人也娶了鲜卑出身的长孙皇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母系为鲜卑人，父系其实仍是正儿八经的汉人。

由此可见，隋唐两代皇帝有鲜卑姓，并不代表他们是鲜卑族，只能说他们的家族在西魏北周时期曾经 "鲜卑化" 过，领了一个鲜卑姓氏作为政治身份，身上带有一点鲜卑血统，但不能以此来否认他们的汉族出身。

事实上，杨坚也只是在做臣子时还保留着鲜卑姓，等他登基为帝后，便立刻取缔了原来的鲜卑元素，把隋朝打造成一个无懈可击的汉人王朝。

首先，杨坚把鲜卑人所赐的 "普六茹" 抛在一边，并找人续修家谱，宣称杨家出自中原豪族弘农杨氏，自己乃东汉名臣太尉杨震的后代。为了证明自己血统上是汉人，杨坚还拿母系一族作文章。

他的母亲叫吕苦桃，山东人，仅从 "吕苦桃" 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杨坚的母亲大概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杨坚在称帝前后，还派人苦寻舅舅一家，多年之后果然找到了。杨坚寻找舅舅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借助他们的家世来证明自己的汉人血统。

吕苦桃的弟弟，也就是杨坚的舅舅吕道贵，心里也明白这一点。然而这位舅舅本就是乡间的地痞无赖，没什么文化，一见杨坚便嬉笑起来，说："你真是俺吕家的外甥，看你长得跟俺苦桃姐多像，绝不能是串种。"

这话一出口，等于是舅舅亲口把外甥寻根的动机昭告了天下。本来杨坚见到舅舅还挺伤感，一听这话，群臣都在底下憋着笑，让杨坚十分难堪。不过毕竟是实在的亲戚，第一次见面也不便发作。

总之，杨坚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要告诉天下人，自己从内到外都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汉人。与隋朝相比，李唐王朝的身份认证要更棘手一些。首先，李家的身份比杨家更为尊贵。

当初起鲜卑姓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籍贯改为陇西李氏，而且与杨坚母亲那种苦出身不同，李渊一家几代人的联姻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李渊的妻子窦氏出身扶风窦氏，是地道的关中汉族世家，但她的母亲正是北周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亲女儿。

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在经过数百年多次民族融合之后，已经是高度混血，而外祖母又是纯粹的汉人。这样复杂的血缘身份，让李唐皇室颇为忌讳，不愿以血统来说事。若有不长眼的人触了皇帝的这块逆鳞，便是自找不痛快。

比如唐朝初年，佛道两教围绕权力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唐太宗李世民更倾向于道教，还经常请道士炼丹、研究长生之术。为此，高僧法琳想了一个昏招，直接以血统身份向皇帝进谏。

他当着李世民的面说："陛下，你们家伪造家谱，你家其实是鲜卑大野氏的后代，祖先也不是老子李耳，不应当尊崇道教。" 法琳这么说是有目的的，他想把李家拉下水做胡人，因为释迦牟尼也是胡人，胡人皇帝信胡人宗教，这是天经地义之事。

当然，这种胡乱替别人指祖认宗的行为，性质相当严重。法琳几乎被大唐的斩杀线从物理意义上处决，最后还是皇上法外开恩，把这位老和尚流放到了四川。可以说，对李唐皇室的鲜卑血统，不仅皇帝自己不认，从后世的角度看也并不成立。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考证出，李唐王室的父系一脉本就是汉人。开元年间，大唐皇室在河北赵州昭庆县为他们的四代祖李熙修建了初陵，为三代祖李天赐营建了启运陵，朝廷还在当地的光业寺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中有八个字"维王桑梓，本际城池"。

"桑梓" 即故乡之意，也就是说，李唐皇室承认自己的老家在河北。千百年后，这块石碑被保留了下来。陈寅恪由此推断，李唐先世本就是汉族，但并非出自陇西望族，他们可能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偏远旁支，甚至可能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李姓家庭。

因为同姓同地的便利，才攀附上了赵郡李氏的门楣。后来在西魏发家之后，宇文泰让他们改籍贯，李家这才把户籍变成了陇西李氏。除了血统之外，李唐王室在政治架构与意识形态上也一直向汉文化靠拢。

唐高祖、太宗统治时期，在诸多诏书和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自己是 "承汉隋之统"，要做的是延续华夏正统，而不是充当某个部族之王。再比如唐朝的制度设计，如科举制的大力推广、地方藩镇治理、中央三省六部体系等等，都是在汉魏晋隋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太宗亲自主持编修的《氏族志》对天下门阀进行了重新排序，皇族李氏被排在第一位，随后是身份最显赫的山东四姓崔、卢、李、郑，至于那些有明显鲜卑血统的家族，如长孙家，则被安排在了后面。

而且，当时由于突厥、回纥屡屡犯边，双方频繁交战，李唐在对这些游牧民族的描述上，彻底把他们摆在了对立面。贞观四年，名将李靖率大军在阴山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

这场胜利彻底终结了唐初的边境危机，也洗刷了数年前李世民在渭水便桥被迫与突厥签订城下之盟的屈辱。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在庆功时对群臣说了这样一句话："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大意是说，李靖立下的战功终于替朕洗雪了耻辱。这句话中的 "虏" 字十分耐人寻味，"虏" 在古代语境中是中原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带有鲜明的 "我们与他们" 的区别。

倘若李世民对自己的鲜卑血统还有任何心理认同，他大概不会如此自然地使用 "虏" 这个字眼。也就是说，李唐皇室是把自己视作汉人的。不仅如此，唐人诗文中也经常以 "汉家"" 圣主 ""汉皇" 来指代大唐皇帝，这是一种上下相通的心理共识。

唐朝没有人会认为这是鲜卑人的天下，也没有人会认为大唐是鲜卑人的王朝。总的来说，不能仅仅因为皇帝带有鲜卑血统，就将整个政权划归为胡人政权。判断一个古代政权究竟是不是中原汉朝，首先要看政治制度。

隋唐设有中央三省六部与地方郡县制，有成熟的法律体系《唐律疏议》，甚至还推行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完全继承了秦汉魏晋以来的政制。

其次，从文化意识形态来看，隋唐时期的官话是中古汉语，朝廷文书使用汉字，尤其在唐代，科举考试最核心的教材就是儒家的《五经正义》，人们也身着汉人衣冠。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观是文化本位论，而非血统本位。

孔子早就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换句话说，先人判断一个政权究竟是华夏还是夷狄，从来不是看血统或地理位置，而是看其是否遵从礼乐文明与典章制度。

退一万步讲，即使隋唐真的是胡人政权，那也并非胡人征服了汉人，而是华夏文明同化了胡人。如今这些伪史论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因为隋唐君主带有鲜卑血统，就将其开除出汉族正统，甚至声称唐朝不存在、不属于中国，甚至还有宋朝有800年、长安洛阳在欧洲的荒谬言论。

这种观点，恰恰正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学者最想看到的结果。在当年那些日本人眼里，强调隋唐的鲜卑属性，就能证明汉族人需要外来的蛮族或异族注入新的活力，才能实现复兴。

而如果隋唐是外族征服了中原，那么 "大日本帝国" 征服中国这件事，不仅不算侵略，反而是顺应了历史规律。当时日本人的这套言论，还引发了中日学者之间的论战。

现在这些人和当年那些日本法西斯学者一样，脑子里只有低级的基因和血统概念，甚至主动把日本法西斯抛出来的那套东西再自我消化一遍。这种行为，与当年妄图肢解中国的日本文化法西斯主义者不谋而合。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信仰，也不是立场，而是一门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学问，唐朝之所以确凿存在，是因为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以及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域外记载。早已构成一套彼此印证的庞大证据体系。

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质疑权威，但独立思考绝不等于胡乱猜测，而应如哈贝马斯所言 "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当算法不断放大极端观点与情绪叙事之时，唯有让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石，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