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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特别策划：铭记“九一八”：正视历史 珍视和平（1931-2026）
【原标题】“他们是罪行的见证者和战争的幸存者”——日本遗孤人生轨迹的历史警示
文/本报记者 郭翔 武江民 崔师豪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张“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泛黄的纸面上，中国东北地区的大片土地被侵略者肆意标注、圈占。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所谓“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组织“开拓团”对中国东北发动经济侵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军将“开拓团”成员抛弃，不少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被善良的中国人抚养长大。这些日本孩子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日本遗孤。
2017年6月24日，日本遗孤在哈尔滨拜祭中国养父母公墓。（王松 摄）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回望历史，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将普通日本民众裹挟进战争的深渊。日本遗孤的人生轨迹，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有力佐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
军国主义的“棋子”
金秋时节，大连市金普新区金龙村稻香屯，稻浪翻滚，河流蜿蜒而过。这里旧称爱川村，留存着一段屈辱的殖民记忆。
20世纪初，日本殖民当局在今大连地区建立起第一个移民实验村：爱川村。首批移民共19户48人，大多来自日本山口县玖珂郡的爱宕村与川下村，“爱川”之名便取自这两个村庄名称的首字。
日本移民在此强占或征用土地种田。村内还设有派出所、学校，禁止中国人进入。“由此可见，日本‘移民满洲’的战略，并非仓促之举，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试验、长期布局且服务于其侵略扩张野心的系统性行动。”长期从事日本遗孤研究的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崔学森说。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派来的不只是军队，还有大量移民。为推进殖民扩张，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组织“开拓团”对中国东北发动经济侵略。
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攻势，宣称移民可在中国东北无偿申领大量耕地。在举国狂热的殖民宣传氛围下，家住日本长野县的和田富美子与家人辗转来到现在的黑龙江省密山市。
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后，和田富美子发现他们无需开荒，日本军方早已强行征购了大量良田。“开拓团”每家每户都配有枪支，整个村庄戒备森严，有人昼夜巡查。
“一些日本普通移民以为自己是开荒拓土的平民，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棋子’。”崔学森说，这场持续多年的侵略计划，让无数中国百姓家园尽失、颠沛流离。
随着战事趋紧，“开拓团”中的青壮年男性不断被抽调参军，和田富美子的丈夫也在征召之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开拓团”中剩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被日军无情抛弃。和田富美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们到火车站准备撤离时，车站的日本关东军早已不见踪影，从各地而来的“开拓团”成员聚集于此。
“这时，一名日方干部模样的人员站了出来。他煽动难民‘玉碎’殉国。”和田富美子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名干部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向他们分发手榴弹与毒药。有人接过毒药，当场殒命；还有人跃入燃烧的列车车厢，自焚赴死。混乱中，和田富美子逃离车站，最终抵达沈阳。
“一群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1986年，当时43岁的高桥胜才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从小在黑龙江长大的她，是家里的老大，备受父亲宠爱。新衣、新鞋总是她先穿，糖果也总是分得最多。
“后来我才知道，1945年‘开拓团’负责人给每家每户分药，让大家选择集体自杀。”高桥胜说，母亲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偷偷将她扔到外面。幸运的是，她被中国养父母捡到，喂养长大。
数据显示，像高桥胜这样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儿童，总数超过4000人。在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战后环境里，面对这些流落荒野、濒临死亡的日本孩童，普通中国民众没有选择漠视，也没有以仇恨对待无辜者，而是以朴素善意收留、抚育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活下去的机会。
“这些日本遗孤很多被中国父母养大，是侵略罪行的见证者和战争的幸存者。”崔学森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他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摧残了本国人民，日本遗孤的故事就是这场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悲剧的真实写照。
2017年6月24日，日本遗孤在哈尔滨拜祭中国养父母公墓。（王松 摄）
日本遗孤池田澄江曾对中国媒体说：“我们是一群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人。”作为“开拓团”成员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参与了对中国的资源掠夺；作为战争弃儿，他们又是军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这种双重性让他们对历史有更复杂的理解。
“若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的家就不会破碎，是善良的中国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敌国的孩子。”池田澄江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些日本遗孤陆续获得归国寻亲的渠道。中国相关部门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愿意留在中国生活的，正常安居；愿意返回日本寻亲定居的，依规办理手续、提供便利，不设任何阻碍。
以余生守护历史真相
返回日本后，许多遗孤没有沉默，而是以各自的方式投身反战宣传。
1978年返回日本的铃木则子，发起并成立“中国归国者之会”，通过举办展览、公开演讲、协助拍摄纪录片等方式，持续开展和平反战活动。1981年返回日本的池田澄江，长期致力于为遗孤群体争取权益，多次组织遗孤团队回中国探亲。
“我的生命是中国养父母给的，是中国百姓把我抚养大的。只要我活着，有一口气，就要看着两国人民团结友好，这是我最衷心的期望。”池田澄江说。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教材、出版物刻意回避“开拓团”的殖民侵略属性，弱化土地掠夺、战败弃民的史实，将“开拓团”包装成“赴海外建设发展”的正面行为，刻意美化侵略历史。
如今，这些日本遗孤大多已到耄耋之年。从2022年开启回访日本遗孤的工作以来，崔学森多次前往日本，先后采访近300名日本遗孤，为这段历史留下重要的口述史料。“文字记载可以被修饰、被篡改，但亲历者的经历无法被抹杀。”崔学森说。
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遗孤向日本政府提起旷日持久的国家赔偿诉讼，一系列的司法行动促使日本政府和公众重新思考战争的性质和责任。
近年来，以日本遗孤为题材的舞剧《中国妈妈》在中国和日本多地进行演出。池田澄江说，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和见证者，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把那段历史告诉年轻人。
刊于《参考消息》2026年9月18日第13版
编辑 范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