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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绪方贞子 著，李佩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8

要理解关东军为何敢于擅自行动，得先回到日本“满洲政策”本身的内部分裂。《满洲事变》从日本政治视角梳理了这一过程：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在中国东北经营多年，内部却始终未能就如何控制该区域达成一致。

1920年代，日本政府一度考虑扶持张作霖建立“自治政权”，但1928年，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被关东军炸毁身亡——关东军不满足于扶植亲日地方政权，而是希望日本能直接维持治安，他们相信除掉张作霖是控制“满洲”的关键一步。然而事态并未如关东军所愿：由于美国的态度，日本政府未同意出兵；同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完成形式上的整合。

此后，张学良推动铁路、港口和实业投资，触及在东北的日本人利益，加之国民政府修约运动、1929年大萧条加剧扩张倾向，日本强硬派声音日盛，侵略已是箭在弦上。

02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汉唐阳光 2013-12

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选择不抵抗，其实有伏笔——他在另一场冲突中早已暴露软肋。1929年，他在蒋介石鼓动下试图以武力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遭列强反对，东北军最终对苏作战惨败。

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中分析，除东北军战斗力低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分高估苏联与资本主义列强的意识形态分歧，未意识到武力夺权同样会让各国感到在华利益受威胁；二是中国此时远未真正统一，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南京政府并不具备动员全国对外作战的能力。这两点——军事实力与国家统合的双重欠缺——此后贯穿了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03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

宋念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2026-8

东北军软肋暴露给苏联，也呈现在关东军眼中。不过，真正持续激化中日矛盾的，是铁路权益之争。《西塔》介绍了九一八事变以前中日围绕铁路展开的博弈：张氏政权与日本“满铁”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

1924年，张作霖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负责规划中国自主的交通系统；仅1928年一年，其就从美国进口2.1万吨铁轨和244座钢架桥，用于修建绕开南满铁路的吉海铁路。这让日方感到危险，日本外交官反复抗议，张作霖不愿退让；即使他被炸身亡，张学良仍继续修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中国加速自主铁路建设的同时，“满铁”却陷入停滞——这是九一八事变的重要背景，也是理解“满铁”为何深度介入军事行动的起点。

04

满铁与关东军

王铁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8

铁路权益之所以牵动整个战局，与“满铁”和关东军的深度绑定相关。《满铁与关东军》探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力构造，重点分析两者在九一八事变及此后侵略过程中的相互配合。

满铁是关东军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两者利益高度一致：事变由关东军发动，满铁则为入侵提供全面运输支持；事变后，满铁成为最大受益者，全面掌握东北铁路的经营权。这一军事与财政的共生关系，也解释了为何策划事变的关键人物，出自关东军。

05

关东军秘史

[日]楳本捨三 著，高书全 彭韶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1

关东军成立于1919年，溃灭于1945年日本投降。其前身是“满铁”守备队，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野战部队，号称日本陆军精锐。关东军竭力推行日本大陆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几乎都与它有关：一手炮制伪满洲国，并操纵、控制这个傀儡政权；积极策动“华北分离”，是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调遣大批部队开往南方战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和支撑战局的总后备队。

《关东军秘史》作者楳本捨三1939年至1945年在华，经常为伪满时期的报刊撰稿，同当时的关东军过从甚密。他认为，关东军首脑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前2年，头脑里就构成了关于发动事变的想法——他们认为占有满蒙才能阻止苏联南下，这是日本国防之上策，舍此无他。

06

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

马晓娟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5

关东军首脑中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键人物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考察了日本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和军人集团的形成，分析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事变中的角色。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高度精英化的军事教育体系：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一批年轻人经层层筛选，自青少年时期起就接受民族至上的军国主义教育，在对外政策上通常比政党政治家更为激进。

石原莞尔是其中的“突出者”，他提出“最终战争论”：唯有通过一场东方（以日本为代表）与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之间的世界大战，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而在此之前，日本需先控制“满洲”，将其变为资源、工业与军事基地。1928年出任关东军参谋后，石原莞尔便着手实践这一构想。九一八事变，正是他与其他关东军军官周密计划的结果。

07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加藤阳子 著，章霖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 2019-9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得逞并被追认，还因为日本内阁在事发后陷入了暧昧的“表里不一”。关东军参谋们趁为人稳健的司令官本庄繁前往旅顺之机发动事变，事后又刻意拖延向他通报；驻朝日军精锐也越境进入中国。面对军队擅自行动，日本内阁做出了一个矛盾的决定：一方面因国际联盟压力而不认可军队行为，另一方面却同意拨付出兵经费。

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中分析，内阁之所以未能坚定制止军方，是因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事变前，东京大学近九成学生认为为“满蒙”使用武力具有正当性。这背后是陆军在全国持续举办的国防思想演讲会，反复渲染“中国侵害日本条约权利”“中国举动威胁日本生存权”。

此外，1931年日本国内接连发生两次陆军策划的未遂政变，次年又有内阁成员遭暗杀、首相犬养毅遇刺——这些事件向政客释放出一个信号：与军方对抗，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日本一方的强硬，由此从关东军一路蔓延到内阁与社会。

08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美]柯博文 著，马俊亚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 2021-8

九一八事变中不仅有关东军的胆大妄为，还有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这与国内的军事和政治状况直接相关。《走向“最后关头”》指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实质是各地方军事人物与南京维持财政、行政相对独立的联盟，微妙的军事平衡使冲突难以避免。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双方激战，南京虽占优势，但决定性因素是驻扎关外的张学良军队：蒋介石向张奉送1000万银圆，并承诺让其控制黄河以北，张于当年9月参战助蒋，阎冯随之停战。这场胜利耗尽南京财力，1931年春局势再度紧张，蒋的对手聚集广州、支持西南军事实力派——中日危机加剧之际，蒋正处在政治和军事都极为微妙的境地。

此时，张学良对蒋的生存至关重要：若张采取强硬对日立场、将部队集中东北，华北必出现真空，蒋的政治对手将坐享其利。这正是“不抵抗”政策背后的现实政治逻辑：中国内部的派系博弈，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相互纠缠、彼此掣肘。

09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2

正是在张学良奉军精锐撤入关内、中央鞭长莫及的真空中，东北民间的抵抗才格外显出其孤绝。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父亲齐世英九一八事变前主要负责国民党的东北党务，事变后又长期主持东北地下反日工作。《巨流河》是齐邦媛的自传性历史回忆录，书中记叙了东北义勇军在正规军撤退后的顽强抵抗。

吉林方面，韩清沦和盖文华策划地方东北军与民间武力结合成义勇军，抵挡日军北进，在长春血战一月后，盖文华与八位人士被捕，头颅被砍下悬挂城楼。齐世英从哈尔滨出发，会见声势最盛的义勇军首领马占山、苏炳文等，得知他们弹药匮乏、补给朝不保夕，而张家军余部已停止抵抗，中央远在千里之外——义勇军只剩赤手空拳、满腔热血，无法阻挡关东军。

大局已然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义勇军首领不要投降：武力不可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

统筹 | 钱琪瑶

编辑 | 李俊浩 北塱